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政府权力来自于老百姓，政府对老百姓负责。

[133] 参见韩大元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王鸿鸣：《人权保障中的限制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

如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进行有效规制，学者们各有见解。[64]还有学者着力分析风光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强调人们长期对公有权、私有权和国有权这三类所有权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因此，如何把握理论外的社会背景之差异，实现西方理论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对接，并在目前已初步构建且趋完善的基本权利的理论与分析框架基础上，真正形成一套对中国实践具有解释力的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以实现基本权利理论的本土化，真正落实以本国实定法为对象的法教义学的任务，应当成为学界下一阶段重要的努力方向。日本宪法学理论上承于德国，逻辑严密、持论平稳、成熟度高，[187]虽亦受美国理论的一定陶染，却未害其体系精严。德国基本权利理论对我国宪法学产生影响，一个重要开端是陈新民教授《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178]一书在大陆地区的出版。

其中，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言论自由条款以及第9条未列举权利条款作为美国宪法基本权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而备受学界关注，相关理论研究著作颇多。姜秉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美国民主政体理论的主要学者之一的达尔继承了约翰?密尔的观点，认为越是同种民族，越容易实行民主政体。

第三，当一个国家有了程序合法性后，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例如，你对两个党派都不满意，但规则要求你必须在两者中选择一个，你所做的便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选择。但是这两个原因并非麦迪逊所言的不可控制。例如按照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来排列，可以形成从最穷到最富的一个连续序列。

这同时也说明了两党轮流执政的道理：当一党执政偏离中产阶级利益时，在野党就会攻击执政党，有可能导致下一届换党执政。而这些情况始终是自由的敌人赖以进行最为华而不实的雄辩的特别喜爱和效果最好的题目。

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穷人在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在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的不稳定便会造成危险局势。所以，将劳动的概念从体力劳动扩展为人类的所有聪明才智，可以提出多元劳动价值论。5.2 党争民主制的适用 党争民主制度在现实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来分析。[88] 直接民主制如此，党争民主制又会是怎样的呢？多党竞争式民主是迎合式民主，反映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

在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中，实际上每个人占据一个位置，政党制度进行归类，形成政治光谱。麦迪逊控制党争后果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党争的祸害的，因为结果已经发生，对其再怎么控制都是有限的。李普塞特、亨廷顿和郑永年等政治学家都将民主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联系起来，郑永年甚至于提出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114]政府要能管理被统治者必须集权，政府管理自身需要分权，因此麦迪逊的原则是集权基础上的分权。

党导民主制也不是家长制。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更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

倘若一党一派包含了全体的过半数，民众政府形式，反而促成多数党牺牲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实现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激情和利益。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党和党员在德性和能力上一般优于群众，但是人性本身是善与恶的混合体，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善，共产党员也是一样。

[137] 中国之所以经过短暂的资本主义党争民主制就选择了党导民主制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密切相关。最小或守夜人国家有三种核心功能：第一、国家的存在是为维持内部秩序。他们对不同于自己的他人予以宽容和共事的能力。一棵树被砍倒并且做成扁担是劳动的成果，但该树的价值是被发现的，砍倒和做成扁担是劳动。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能够避免党争民主的混乱。先进党是由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员与相对应的民众之间既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兄弟姐妹关系。

党导民主制中领导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根本不同于党争民主制中的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互相倾轧、互相斗争的关系。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绩的首脑。

[139]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中国德性政治传统的超越，这种超越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基础上，社会主义是现代性之后的制度，而且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领导党最初就是一粒种子，种子生长在人民这个大地上，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分权体制强调个人免于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保护，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就是这样的制度设计。制度决定了竞争的起点、竞争的规则和竞争的结果，所以每个制度下都有胜利者和失败者。

现代君主必须而且只能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因此也意味着为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持续发展、向着实现高级完整的现代文明创造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包括民主党派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党导民主制能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终到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终极自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100]由于全球化，现代国家，特别是相对小的国家不满足第六个条件。[109]现实中的政府也不可能做到三权分立。

事实并非如此，政党政治仅仅开始于十九世纪初的美国，而且美国之父华盛顿曾经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党政治。当交易成本小于合作剩余，交易就会发生，合作剩余减去交易成本就是交易创造的纯价值。

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党争民主阶段，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是，不论个体如何地理性与智慧，集体行动决不会接着产生。

关于第一种纠正方法，再也没有比这样一种说法更确切了：它比这种弊病本身更坏。不同的党执政不可能对国家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党争民主制中的政党仅仅是迎合这个国家中占主体地位的中产阶级的需要。资本家发现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可以创造财富。近一百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道理。

尽管选举民主选出来的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的政绩还要经受事后民主的检验，但只要不犯下酿成执政危机的重大错误，检验结果再差也要当满一届，也不能保证下次选出来的领导人能好到哪里去。公共产品既不可能由私人提供，也不可能由党派提供，只可能由垄断性的政党或政府提供。

由于政治是保守的，而经济和社会是变革的，变革的信息没有有效的机制传递到执政集团，因而产生政治与社会的分裂。[83]华盛顿的这段话概括了现代人非难政党的理由：一是助长贪污腐败，妨碍行政效率。

党导民主制中党与人民的关系相当于大树与大地的关系。葛兰西的现代君主同样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一种特定的手段，以便现代历史能够完成它的主要‘任务：革命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